中國的法治前景令人憂慮

在中國，維權人士被公安無理扣查已經不是什麼新鮮的事，更駭人聽聞的是執法人員濫用職權，阻撓證人到法庭作證，甚至不惜插贓稼禍，控告記者藏毒，企圖阻止記者採訪，公然防礙司法公正，可見當局透過各種手段，製造寒蟬效應，以營造「和諧」氣氛迎接國慶六十周年。

中央領導人常常把依法治國掛在口邊，但他們的所謂法治，和我們所理解的法治精神實在大相逕庭。從內地種種不公義的事例，可見內地所謂法治是以法管治為主導思想，法律是為政治服務，為確保政權的穩固，法律只是淪為鎮壓反對聲音的工具。雖然中國憲法保障人民享有言論自由，但從維權人士被捕，司法過程欠缺透明度，可見中國的法治文化和西方民主國家有很大的距離，亦有違文明大國應有的表現。中國的司法制度有太多含糊不清的地方，執法機關動輒以煽動顛覆國家、盜取國家機密罪名強加於維權人士。近的有草擬零八憲章的劉曉波，遠的有維權人士胡佳和關注河南愛滋村的高耀潔醫生，她被指控泄露國家機密，一條鄉村的愛滋病疫情竟然會成為國家機密，實在令人費解。中央政府有必要澄清，在什麼情況下會觸犯盜取國家機密罪，否則國民誤墮法網而不自知。

中央政府在奧運舉行期間和四川地震初期所表現的開明政治作風，使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民主發展和政治自由帶來憧憬。但從最近中央收緊對傳媒和網絡的監控，期望入世和京奧運能為中國帶來持續開明的政治體制是不切實際的。

GDP增長絕對不是評量作為大國的唯一指標，要晉身大國行列，尊重法治、人權和新聞自由是基本的入場卷。中國，妳能做到嗎？

《解讀中國經濟》

拜讀林毅夫教授所著的《解讀中國經濟》，使我對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有較深入的瞭解。作者對中共建國初期面對的發展困局，及其後在改革開放後的一些政策如何讓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作出深入的分析。

建國初期，跟很多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央領導人採取超趕戰略，希望在短時間發展高技術的重工業，背後的原因除了國防考慮外，還冀望高技術產業能夠帶動經濟發展。當時百廢待興，超趕戰略深得知識份子認同，要實行超趕戰略，發展重工業，國家必須投入大量資金，當時中國沒有相關的技術和專才，套用經濟學的術語，中國是缺乏發展重工業的要素稟賦，由於缺乏競爭優勢，中國重工業的規模和生產效能均達不到國際水平，產品缺乏市場競爭力，要是沒有政府的支持，根本不能自生發展。因此，當時發展重工業的代價是國民生產下降，人民生活貧困。

城鄉二元戶的籍制度是超趕戰略下衍生的產物，發展重工業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是資本集中的產業，本身不能產生大量的工作崗位。由於城市的工作機會不多，為了保障城市人口的就業及減低農民到城市工作的意欲，戶籍制度應運而生，阻隔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埋下城鄉差距的種子。時至今日，由不斷擴大的城鄉差距，所引發的社會問題仍然困擾中央政府。

改革開放後，中國最先要解決的是農業問題。建國初期，人民公社制度在全國推行，大規模的計劃經濟扼殺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後果是席捲全國的糧食危機。1978年，安徽省小崗村18戶農民推行”大包干” ，“大包干”在保證國家稅收和集體收入不減少的同時，使農民富裕了起來。小崗村的改革，推動了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農村的推廣，加上農業機械化，糧食產量翻了幾番，全國農民不斷走上富裕的道路。

除了農業改革外，改革開放其中的一項政策是開放沿海城市，發展輕工業，一改以往不顧自身優勢的超趕戰略，而是根據本身的要素稟賦，包括低廉的土地成本和勞動力，發展勞動密集的輕工業，乘便全球化的趨勢，資本家都覬覦中國這個優勢，紛紛在國內設廠，出口加工業遂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第二產業的高速發展，除了為國家賺取外匯累積資本外，亦吸納大量的勞動力，城市高速發展，吸引大量的農民工到城市工作，民工賺取比務農較高的收入，亦間接促進農村的經濟發展。改革開放後，中國採取的發展戰略是依從本身的要素稟賦，發展出口加工業，經濟高速增長，成功幫助大量的農民脫貧，這方面的成績有目共睹。

展望將來，透過出口所賺取的財富，應更好地運用在產業轉型上。現時中國的產業結構是太過依賴工業出口，和發展國家相比，中國第三產業佔GDP的比重仍然偏低，要發展第三產業就必須刺激國民消費，增加內需。改善社保、教育和醫療制度，減輕人民在這些方面的負擔，從而降低現時過高的儲畜率。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政策，包括家電下鄉、加快農村的基礎建設，亦有助釋放農民的購買力。金融改革包括加快中小型銀行的發展，亦有助配置資金促進鄉鎮中小企的發展。均衡的產業結構對將來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起決定性的作用, 而政策的配合是其中的關鍵。

中國的民主進程

早前出席一場有關中國民主進程的研討會，透過資深傳媒人和學者的講解，我對中國的民主發展有更深入的了解。西方的主流學說認為中產階級的興起對民主進程有推動作用，但這種說法又是否可套用於中國的國情呢？根據此理論，很多人想信在中國冒起的中產階級，會成為民主運動的新力軍，但這又是否與事實相符?嘉賓學者的見解有助打破這種迷思。

中國的改革開放造就了中產階層的興起，他們的財富與日俱增，但中國的所謂中產階層很多都和政府官員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財富和社鋞地位多藉靠攏權勢而得以建立，而不像西方國家，在公平環境下，憑個人努力打拼獲得，因此中國的中產階層對民主的訴求並不如外界想像中大，他們較多關心的是自己的物質生活會否因某些政策而受影響，如果追求民主是會損及龐大利益集團包括中產階級的既得利益，相信是不會得到支持。中產階段作為中國民主發展的主要推手，似乎只是西方國家一廂情願的想法，與中國國情不符。

與其寄望中產階層，不如看看中國網民在社會運動所發揮的作用，電子通訊和互聯網的發展為網民提供一個互通消息、表達意見和結社的平台。愈來愈多維權活動，包括保育、捍衛私產、聲討貪腐幹部的遊行示威都透過互聯網和手機來策動。最近當局暫緩強制在出廠的個人電腦安裝「綠壩」過濾軟件，正是網民的一次勝利，互聯網動員能力之強，使當局不能掉以輕心，並設法堵塞互聯網上的言論空間，但成效有限，當權者不得不注視網民的意見。

中國民主發展的出路，端乎國家領導人能否洞察到缺乏民主所帶來的危機，一個社會矛盾日深的國家，人民的聲音得不到重視必然動搖政權的認受性。廣開言路、加快民主步伐、容許反對聲音是當政者穩住社會應有的舉措。更開明、步伐更快的政治改革是繼經濟改革後中國必須走的道路。